盘古是“人”，还是“神”？
“神话”是人借“神”说的话，自然也是“人话”。不管神话多么神奇、神圣、神秘，毕竟都是人创作出来的，必定带有人的影子，这些人的影子其实也就成为神话的“灵魂”。神话作为人类早期支撑群体信仰的精神产品，其作者自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坐在书斋或时而做些民间采风的文人墨客，他们具有特定的身份，一般承担着氏族或族群的酋长、巫师、祭司、歌手、从医者、工匠等要职，这多种身份往往集中于一人之身，如酋长既是巫师，能实施巫术为人治病，同时又是祭祀中的歌手，能为众人讲唱神话神歌，因而成为神的传话者或代言人，具有极高的威信，当他们替神说话时就成为金口玉言，带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尤其是在重大活动或祭祀祖先时，他们会演述本族的来历与祖先辉煌的功绩，这时就要讲述开天地造万物这个创世大前提。
开天辟地必须由特定的人物来完成。开天辟地者可以是创世神，可以是祖先，也可以是人甚至某些图腾动物。在讲述者与受众看来，创世者具体叫什么名字，或者在什么时间开天辟地，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据此找到寄托心灵的“原点”。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民族支系甚至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塑造创造者时会出现丰富的个性，如有些壮族神话把开天辟地者说成是男性始祖布洛陀，瑶族布努支系神话把开天辟地者说成是女性始祖密洛陀，阿昌族神话说天公遮帕麻与地母遮米麻开天辟地，蒙古族神话说神女麦德尔娘娘创造出世界，哈萨克族神话说创世主萨迦甘创造世界，鄂温克族神话说创造世界的是天神保鲁根巴格西，我国10个信奉伊斯兰的民族中大多数都流传有关于真主创世的神话，满族神话则经常提及创世的萨满。关于动物创世者也不乏其说，如有苗族神话说巨鸟生天地，藏族、独龙族神话说分开天地的是蚂蚁，等等。这些神话无一例外地通过“创世者”的建构，继而呈现出与本民族产生或发展有关的宏大叙事。
据笔者目前采集到中国各民族近200多篇关于盘古的神话或传说看，绝大多数民族都流传着关于盘古创世的母题。且不说流传于广大汉族聚居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盘古》、《盘古出世》、《盘古开天辟地》、《盘古山的传说》、《盘古庙的来历》等神话，还有土家族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侗族的《古老和盘古》、壮族的《盘古创世》、毛南族的《盘古的传说》、苗族的《盘皇造万物》等，有些采集整理的少数民族神话虽然没有直接在题目中出现“盘古”，内容上却有不少涉及盘古的叙事，在不少民族和地区至今仍有大量盘古庙遗存，流传着敬祭盘古的习俗。这不仅体现出民族间关于盘古神话或盘古母题的“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也充分表现出各民族之间盘古神话的广泛交流、影响、借鉴与融合。
盘古现象背后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即盘古是真实的“人”或者说是有历史原型的“人”，还是盘古是“神”，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想象中的“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参照三皇五帝创世纪神话中关于“人”“神”关系的建构。
从文字、文献与口头传统的关系看，文字的出现并没有能够记录更久远的历史，更古老的历史只能保存在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中，口头文类中只有神话能称得上人类史前文明百科全书。无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试图复原唐尧虞舜的炎黄正统，还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以三皇五帝为起点重构中国编年史，只能采取将神话“杂取种种合一”的做法，即把某些历史事件的主宰者归结到神话时代的人名或神名之下。事实上，古老神话叙事中的人物与后世撰写历史所遵循的原则截然不同，且不说神农尝百草、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及炎黄之争、炎黄战蚩尤等历史人物真实性与复杂性，这里选择开创中国奴隶社会新纪元的夏启的父亲大禹为例，观察一下“盘古”作为神话人物名称的文化特征。
《史记》中关于禹的叙述，删除了其他神话文献或口头传说中关于“鲧复（腹）生禹”的记载，只从族谱的关系的角度进行定位，如《本纪第二·夏》中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又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将商代的祖先契记述为禹的辅臣。我们如果再与其他文献神话及民俗神话中的大禹作对照，不难发现，禹有时出现在西部羌族地区，有时在黄河下游开山治水，有时又到浙江绍兴会稽山并与涂山女子结婚，有时还出现在贵州布依族地区，成为布依族六月六祭祀的对象，最为辉煌的业绩是定冀州、青州、豫州、扬州、徐州、梁州、雍州、兖州、荆州等九州之宏业，这也标志着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但从上述诸多事件看，时间跨度大，活动空间广，绝非是一个特定的叫禹的人的能力所能及，依据古代族名的产生与使用规则，显然“禹”是一个族称，即“禹族”，外族的人会把禹族的所有的人都叫“禹”，如禹族派去治水的人所到之处，人们就说禹到此巡游，如果禹族的人死后为之建造坟墓，就称之为“禹陵”，有时禹族到过的地方也会命名一个与“禹”有关的名字以示纪念。所以今天在中国各地以“禹”命名的地名或风物很多，诸如禹山、禹河、禹城、禹井、禹王庙、禹门口、大禹渡、大禹陵等，有些可能是后人的杜撰，有些则可能确实与禹族有关。
无论是神话中的“盘古”，还是神话中三皇五帝等古帝王名称，大都与“禹”的情形相同。这些名称并非一个人的专指，而是以其命名的一个族称，该族成员的许多文化发明和英雄事迹都会归功于这个名称之下，因而，这就构成了一个集多种荣耀于一身的“箭垛式”神话人物名称。对此，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提出“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晋语》、《五帝德》、《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从黄帝到大禹的帝系是伪史。”我们可以认为，关于三皇五帝的叙事是“伪史”，但如果辩证地思考，就会存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受众和那么长的时间去认可和记忆这样的“伪史”？说到底，在出现龟甲兽骨记录文字的殷商或更早一些的年代之前，有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口头神话才保留下一些历史的影子，如果单单从神话中人物名称与其事迹的关系看，常常自相矛盾，倘若从神话创作与传承的目的与手段看，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真实”，只不过是用一些错位的人物名称记述了历史上有价值的事件而已。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历史根基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英雄的民族会失去生命力和创造力。各民族普遍公认的“盘古”，不是一个具体的“神”或“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个符号具有象征性，其本真价值就是各民族构想出的“文化祖先”或称“文化英雄”。无论是“祖先”还是“英雄”，在不同的受众群体会有不同的形象和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盘古是人，也是神，也可以兼具半人半神的特征。这就是盘古多元一体的文化身份。
群体活态记忆中的“盘古”
神话生于民间，兴于民间，其强大的生命力也在民间。盘古神话是中国多民族的群体记忆，也是活态记忆，不但见于文献，而是更广泛地流传在民间。如果我们把神话比作大海里的数不清的鱼，那么进入文献的只能是寥寥几个鱼的标本，存其形而失其神，需要后人更多地去标记、解释；相反，在水中生活着的鱼，却充满生命力，是生动的，并且会变化生长。如果考察一下民间流传的大量盘古神话，就会发现一个无比丰满活生生的盘古。
口头神话中的“盘古”名称具有不固定性。产生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的神话，距今已有一万年左右，而中国文字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即使出现了文字，这些书写工具也垄断在极少数上层社会手中，广大民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字普及率不高，有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神话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世世代代口耳相传，要试图保证创世者名称在各个地区不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少地区将“盘古”、“盘瓠”、“盘王”、“盘果王”等混在一起，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神话将“盘古”与“伏羲”混为一谈，甚至道教神话还把盘古称为“元始天王”。
盘古神话在民间千差万别，而不同民族神话对盘古身份的解释更为丰富多彩。如有汉族神话说盘古的儿子叫盘生，白族神话则说“盘古”、“盘生”是两兄弟；汉族神话说盘古女娲是兄妹、盘古女娲是夫妻，在毛南族神话中则说盘兄和古妹就是伏羲女娲。不少研究者考证“盘古”时认为，“盘古”就是“伏羲”，这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细想起来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对于众所周知的“伏羲”，有的讲“伏羲”是“神农”、“神农”就是“炎帝”，目前见到的中国各民族神话或传说中“伏羲”又称作或写作 “伏牺”、“必羲”、“宓羲”、“庖牺”、“包牺”、“炮牺”、“牺皇”、“皇羲”、“太昊”、“太皞”、“瓠系”、“虑戏”、“虑羲”、“伏义”、“伏依”、“伏希”、“伏戏”、“伏牛羲”等20余种。不少民族地区发音中不仅“庖”“炮”与“盘”相同，而且与苗族、瑶族、畲族、黎族等一些南方民族广泛流传的文化祖先“盘瓠”也可能存在关联。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从音训角度认为，“槃瓠”（盘瓠）的原义是“葫芦”，而“伏羲”“女娲”的本义也是“葫芦”，进而认定“槃瓠”与“伏羲”属于“字异而声义同”，常任侠、袁珂先生等也都坚持此说。除此之外，还会发现民间大量有关盘古、伏羲的神话叙事中，存在二者行为事迹的高度重合。至于盘古、伏羲的关系，民间还有一些神话说神农（伏羲）、祝融是盘古的后裔，伏羲兄妹是盘古的儿女，等等。不一而论，这也表现出民间神话在口耳相传流传中的不稳定性。之所以出现“盘古”名称的不同说法和不同翻译，除了中国各民族或不同地区对同样的神话母题借鉴或改造的情形外，一个更合理的原因也许就是，民众需要表达的是创造天地、创造文明的历史事件，至于在漫长的口耳相传中记忆成哪一个具体的人或神，甚至张冠李戴，都不会影响神话教化功能的表达。我们也可以把神话这种叙事特征称为“对事不对人”。
关于盘古的来历，在各民族神话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如汉族神话，就有盘古自然存在、盘古从天上下凡而来、混沌生盘古、卵生盘古、天地婚生盘古、地母生盘古、地中央孕育盘古、江沽变化成盘古、猿猴变成盘古、龙血与天精地灵化生盘古、气的精华化为盘古等不同说法；壮族神话说盘古是从天上贬到人间的神；侗族神话说佛祖如来造出盘古；毛南族神话说盘古是土地神的子孙；瑶族神话说云彩生盘古，侗族神话说蟠桃变化成盘古，等等。关于盘古的体貌特征也同样非常灵活多样，如关于盘古的身体特征，汉族神话有盘古身高一万八千丈、身高九万里、身高十万八千里等不同说法；土家族神话说盘古身高一丈二尺五；白族神话说盘古身高一丈八；侗族神话说盘古身高三丈六。描述盘古的外形时，也有盘古头上生角、浑身长毛、牛头马面龙身、狮头人身、龙头人身、龙头蛇身、龙头蛇尾、虎头人身、鸡头人身、三头六臂、三头六臂两角，等等。
有意思的是，盘古除了开天辟地，有的还承担创造人类的重任。如毛南族神话中说，大洪水后只剩下盘兄和古妹兄妹俩，他们担心人类的灭亡，通过各种难题考验结为夫妻，但结婚后没有生育娃娃，只好动手造人，最终繁衍了今天的人类。这神话与流传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口头神话盘古爷和盘古奶婚生人类，以及汉文献《五运历年记》中的盘古死后“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等，都表达出同样的主题。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或不同讲述者出现对盘古的不同讲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反映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影响，是各民族友好相处、文化共享的必然结晶，展现出民族文化交流的活态、开放与包容；另一方面，盘古神话在民间的生生不息，也反映出人们对盘古创世的高度认可和热爱。人类的历史是漫长的，在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中，有些记忆被淡化，有些记忆终被永久性遗忘，但是盘古神话却跨越时空，超越文字，以民间说唱、绘画雕刻、文物建筑、节日民俗等民间形态顽强地生存下来，足以说明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
盘古神话给我们的启示
神话作为人类的口头传统经典，起源于民间，传承于生活，作用于信仰，承载着人类最悠久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精神。成为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克思评价希腊神话时提出：“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认为直到今天神话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毫无疑问，神话作为文化传统中的神圣叙事，神话在外表的荒诞中展现的是人类生存的哲理性思考，塑造着淳朴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正是在神话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同时神话还具有民族历史的记忆功能、生产生活经验的传递功能、群体信仰的载体功能、行为规则的规范功能等文化实践意义，这些功能都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那么，中华民族广泛流传的盘古神话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盘古神话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在多民族对盘古神话的接受、传承与共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同于西方一些国家神话信仰传统中所说的上帝创世，盘古形象本身就源于人的自身观照，无论是盘古生于混沌，还是盘古的多种体貌特征，以及一些民族神话所说的盘古兄妹生人类，都意味着盘古是一个接地气的创世者，是无数个文化祖先、文化英雄的化身，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本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的创世大神。
盘古神话体现着文化自觉。正因为盘古开辟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孕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万物，奠定了宇宙的秩序，人的历史才找到开端，人的内心世界才有了归属感。人们对祖先的缅怀，人们落叶归根的潜意识，往往与盘古神话的产生与传播相契合。甚至在当今现代科技日益发达的语境下，一些关于盘古的讲述虽然不再有仪式的神圣性，甚至许多关于盘古的母题进入到影视、动漫、游戏、网络段子之中，也反映出先前文化传统与当今文化创造的自觉结合，它不仅能够激活人类对童年的记忆，而且也会在这种追忆人类的童年的快乐中，找到尊崇祖先、奋发有为的家国情怀。
盘古神话体现着文化理性。盘古神话的内容是非现实的，但这并不排除盘古神话叙事的创作理性，盘古开天辟地不像其他一些神话，源于神的意念，而是表现出建立在物质世界基础上的朴素唯物观，同时盘古在混沌中的“一日九变”，以及盘古死后的“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等，都是以变化发展的眼光辩证地探索万物起源，表现出以人的自我观照为中心的创作视角，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形象表达。
盘古神话留给我们的，远非片言只语所能涵盖。无论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带给人们的恢弘大气、畅快淋漓的快感，还是盘古一息尚存时垂死化生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大地、福泽后代的悲壮，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各自的独特形式和记忆对盘古的塑造与重构，都会使我们从中感悟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文化传统、积极向上的生命意志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作者：王宪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